丹道仙术入门 の 斯人在思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1）

我初次听说叶秀山教授的名字，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这倒不是我读过他的书或看过他的论文，而久慕其名，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哲学界特别是西方哲学领域的情形所知甚少。我在“文革”前是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文革”后原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介绍我考取了原中山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自然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指导教师还有哲学系的张华夏教授和杨维增教授等、物理系的关洪教授等多人，因此我对这两个系的教授接触较多。我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人，在中山大学和哲学系的李锦全老师、丁宝兰老师、罗克汀老师、中文系的王起老师、商承祚老师、电子系的邓鲁阳老师等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罗克汀教授是西方哲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他二十多岁就被聘为教授，20世纪30年代以来和侯外庐教授合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不少书。罗克汀教授性情豪爽，敢做敢言，因之在1957年中了官方“引蛇出洞”的政治圈套被错划为右派，不得已改行研究远离政治的西方哲学，执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叶秀山教授的名字是罗克汀教授最先告诉我的。罗克汀教授作为院外专家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职称评定，对哲学所那批学者的学术水平非常熟悉。罗克汀教授叹息说，他幸亏是在建国前成名的，建国后至“文革”，是一个没有哲学家的时代。那时中国哲学的研究仅限于给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古代哲学家划定“没落奴隶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成分，或将古人的学说扣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陆九渊、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王夫之是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这段套话，竟然是某特殊贡献专家的最高研究成果。西方哲学专家只能整理材料或进行“革命大批判”，马列专家也不过是给中央领导人的话作诠释，发表些紧跟政治的应景文章。我刚进中山大学，就听说“文革”后期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正天、李一阳、王希哲三个青年化名“李一哲”写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是“在中国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那时中国人口数字号称八亿)。当时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整个广州社会和高等院校，被北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现后将其打成反革命逮捕法办，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好久才放出来。显然，在“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的年代，中国是出不了哲学家的。

然而罗克汀教授却预言中国出哲学家的时代快要到了。当时罗克汀教授对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很少期许，他看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历数了哲学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说叶秀山先生还年轻(他称之为“小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最贴近西方哲学家的本意。西方哲学不是我的必修课，但罗克汀教授要求我必须听他讲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他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一个民族兴旺不兴旺，有没有智慧，首先就要看这个民族哲学家的思想水平。罗克汀教授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两方哲学家的思想是必须借鉴的，不然就没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也难以在学术史上成一家之言。他说，西方文化的精华集中在西方哲学家的思想里，不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就不能真正引进高层次的西方文化，也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据此，罗克汀教授认为，“中国的哲学家，必然会在那些懂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出现。”

记得我有一次缺了一次课，罗克汀教授非叫我晚上到他家补课，一直谈到深夜摸黑回宿舍。后来他不断邀我晚饭后到他家聊天，每次都谈到深夜。中山大学是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大花园，南国的深夜是迷人的，校园里有许多通幽的曲径，一对对情侣出没其间。当时全国还没有实行硕士、博士等学位制，更没有这么多大学招考研究生，因之在“文革”停滞十多年后从几代青年中选拔出的开头几届研究生被广州人看作当代青年的精英，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带着照片到中山大学找研究生做朋友。广东省本来是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着深厚的自由、民主传统，又因毗邻港澳，在“四人帮”专制统治结束后，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开始苏醒，新一代大学生和研究生也不断被从港澳传来的新思潮、新风尚所激荡。当时校园里流行着一句话，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因为“四人帮”统治时期人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政治面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的，不少考入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抛弃了曾在那个荒唐年月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于是长满含羞草的树丛间在萤火虫环绕下拥抱的情侣多了起来。当我?夜沿着小径穿过这美丽如画的一个个树丛时，心想自己人到中年又来南国和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一起读书，人生真如谜一样，然而“爱情”这个字眼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毕竟太奢侈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因“四人帮”玩弄政治游戏和社会实验而丧失的青春再夺回来，如饥似渴地增加着自己的学识。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2）

1982年钱学森教授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内丹学，并在全国开展内丹学的调研活动，以便为他倡导的人体科学作出贡献。由于我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王明先生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由他写推荐书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届的博士生。这届博士研究生全院一共录取了30人，组成了首届博士生班(1984级)，大家住在一层楼上，我被任命为班长。当时我院一些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专家大多健在，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学者。84级全班仅有一个女生，叫王友琴，是文学所的；其他如郭树清、樊刚、王逸舟、左大培、忠东、王卡、金正耀等，尚属年富力强，仅有我和张承耀是近不惑之年才考取博士生的。我在全班年龄最大、党龄最长、阅历最丰富、在地方政府任过职，说不定这是任命我当班长的缘由吧!哲学系的学生有我(导师为王明)和郭小平、韩水法(导师为杨一之)、杨君游(导师为贺麟)、赵士林(导师为李泽厚)等几个人，而当时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正是叶秀山教授。

在1985年哲学所召开庆祝建所三十周年的大会时，我通知哲学系的博士生回所开会，在会上听了哲学所的老专家讲了建所之初至“文革”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较为年轻的学者如李泽厚先生讲了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刚到哲学所里从受重用到被压抑的过程，汝信先生则说他们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的经历，看来哲学所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整人也很厉害，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学者(没听清名字)也在会上说她主持工作期间使很多同志受了委屈，现在时代变了，大家可以安心做学问了，还特意向李泽厚先生表示歉意云云。叶秀山教授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在“文革”后的第一次所庆大会上吐一吐压在心头的苦水，却心平气和地说过去哲学所的学者们都管他叫“小叶”，现在当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和年轻人在一起，是“孩子头”，希望大家今后还叫他“小叶”!我听后心头一震，原来罗克汀教授说的“小叶”竟是此人!这回我终于将记忆中的叶秀山教授对上了号，也开始了我们兹后20余年在师友之间的交往和信任。

叶秀山教授年长我10岁，那时已至“知命”之年，但举止潇洒，精神矍铄，一望而知其大学毕业时是个才貌双全的翩翩青年。可惜他的中青年时期赶上了“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否则其哲学界一代学人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叶秀山先生年轻时学过武术，能唱京剧，懂多种外语，精于书法，在西方哲学、美学乃至中国哲学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仅就西方哲学而论，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的古希腊哲学，至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再到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的现代西方哲学，上下数千年，亦非一人之力所能穷尽，而叶秀山教授偏能穷源溯流，并掌握了古希腊文、拉丁文、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工具，能阅读原著，对关键时期代表性的哲学家都有精到的研究，在国内哲学界已属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哲学界，20世纪从2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学者受灾最重，这是时代造成的，因之大约一问年龄就可判断对方的学识。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虽然根基较好，经过30年的政治风波到改革开放，已至老年，但其中仍不乏老当益壮走向成功者。40年代出生的人，大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学业荒废，但恢复高考制度后，少数人考取研究生，当时建国前成名的老专家还健在，仍可接续薪火或自学成才。50年代出生的人多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学期间就中断了学业，但时代锻炼了他们自强不息的人格，恢复高考后仍不乏艰苦奋斗终于成才者。惟有3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正值中国不出哲学家的年代，在30年的政治风波中成长起来，“文革”结束己至“知命”之年，大多外语甚差，满口马列，工于心计，热衷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人事纠纷，凭资历爬上教授、室主任的位置，以华而不实的学术贻误青年。其中少数有一定成就者，多是生性聪颖，“文革”前就崭露头角，好在他们没有因“文革”中断学业，“文革”后以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刻苦钻研而成才者亦有人在。

叶秀山先生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中的少数佼佼者，我尝怀疑他在那个年代如何取得比同龄人遭遇完全不同的成就，以至不能以常理推测他?后来我读到他的文集《无尽的学与思》，他在《代前言》中终于揭开谜底。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12年间误了中国多少人才，但叶秀山教授却巧妙地避开这场政治风波，不仅钻研了古希腊哲学，还自学了好几门外语。他说：“这场‘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期，因急剧地旋转，许多人在一昼夜之间可以折几个跟头，变几回面孔。一些身心强壮的人，不怕折腾，折腾一次增长一次见识，仍然‘根正苗红’；我自己经受不起，就想偷偷做点自己的事。自从起了这个念头，‘文化大革命’对我却展现了另一种‘意义’：它为我提供了一个相当长的‘空白(余)时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足够上好几次大学的。”另外，也好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怎么懂西方哲学，因之这个领域没成为“革命大批判”政治运动的重点。叶秀山教授写道：“‘哲学’中，或‘西方哲学’中‘专业性’最强的，大概要算‘古希腊哲学’了。一方面‘西线无战事’，因为当时最高层次的政治领导不太注意‘西方哲学’，特别是‘古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专业学术问题不容易变成‘政治运动’；而‘中国哲学’则是他们所熟悉的，所以‘儒家’和‘法家’这样很专业的问题，竟然也会形成一场‘批判运动’。我觉得‘古代希腊哲学’离当时中国政治实在太远些，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避开政治锋芒。”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3）

读了这些话，或许人们认为叶秀山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赖于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逃避政治或不问政治，我在同他多年的密切接触中却别有一番理解。先师杨石先教授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和南开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是周恩来总理亲密的师友，应是个不脱离政治的著名教育家，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叮嘱我挤时间读专业书。在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清查“反革命暴乱”的两年间，我利用强迫政治学习的机会请教张春波先生研读了佛学。也是在那时，我和叶秀山教授多次交谈，发现他不仅不逃避政治，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历史责任感，有敏锐政治眼光和独到政治见解的人。几多年来，中国的大舞台上从“紧跟”政治到“导盲”政治再到“举旗”政治不断变换，叶秀山教授都能全身远害、应付自如，保持自己正直的独立人格和一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这本身就是高超的政治艺术。特别是他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不忘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尽心尽力的历史责任，能够达到道家“往而不害，安平太”的境界，这更是一种过人的政治智慧，岂是那些混水摸鱼、追名逐利的倖进之徒所能相比的呢!

自哲学所建所三十周年(1985)至今天建所五十周年(2005)，21年间我在和叶秀山先生的交往中亲身体验到，他可称之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对老子的道学(含道家、道教、丹道)的研究需要借鉴西方哲人的智慧，特别是近几年我申报的创立“新道学文化”的重点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更需要将西方哲人的智慧融汇进来。今天我才深切体会到，26年前罗克汀教授为我打下西方哲学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同叶秀山教授的交往，他对西方学术渊博的知识汇成大海，在他那里我可以随意捞取我需要的西方哲人的思想精华。1998年我完成了《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的书稿，此书1999年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又出增订版，叶秀山教授在1998年7月给我的书写了《序》，他在《序》中谈到和我的交往并对老子的道家哲学独抒己见。我邀请汤一介、黄心川、叶秀山三位学长为拙著作序，张岱年老师题写书名，不仅是因为敬佩他们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帮助了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个内斗全国闻名的地方，个中原因不适宜在祝贺叶老七十寿诞的文章里多说，我在这里仅是想通过自己的体验来记述叶秀山教授为人、为学、处世、教人的风格。当时叶秀山先生是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正好需要他在关键时刻的帮助。我是一个终生不肯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人，以为大丈夫之处世也，定乎生死之境，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此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又《文子》所谓“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也。人世间的矛盾斗争，不过如隐有杀机的弈棋、垂钓游戏，亦可藉此磨练性情自得其乐，有来犯者，我必随缘斗而不悔，斗而胜之，便是斗战胜佛，苟得三禅妙乐，地狱也是天堂，此《指月录》所以讲黄面老瞿昙不入，调达大魔王不出也。据叶秀山教授说，中哲史室的矛盾似乎比我知道的还要久，他甚至怀疑儒家仁义礼让的伦理背后隐藏着争权夺利的虚伪基因。自先师王明教授愤而辞去该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后，多年来一直有人为争权争名费尽心机。叶秀山教授有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学问大如天”，做学问的时间最珍贵，一切事都要给读书让路。他告诉我要懂得“托付”，即把事情“托付”给别人，做学问也一样，要把自己完成不了的事“托付”给后人。叶秀山教授是一个值得信赖，能够承担“托付”的人，他以道家“挫其锐，解其纷”的方式帮我化解了不少矛盾，使我从中学得了不少生活艺术。他指着桌子上的书本说，“要学会和书交朋友，书也是有生命的，但它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暗算你，和书作心灵交流最安全”。叶秀山教授终生以书为伴，他每天都到哲学所的“写作间”里读书、写书，在他眼里书也是一种活着的“人”，是有“心灵”的，人们也可由此洞察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间政治风波浩荡，大故迭起，知识分子少有全者，叶秀山教授却能独秉操守，安心作学问的原因。

叶秀山教授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希腊语中，哲学(philosohia)是由“热爱(philos)”和“智慧”(sophia)两个词合成的，哲学就是“爱智慧”。实际上，哲学是地处亚洲、欧洲和非洲交汇之处的古希腊民族的一种创造，它来源于先哲对宇宙人生的好奇和惊异，它是希腊人对知识的追求，哲学家通过思考一些永恒常新的难题而通向智慧的境界。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最初并没有什么实用的目的，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叶秀山教授作学问的境界就是这种“爱?境界”，他是哲学所真正体现爱智慧、尚思辩、探索真理的哲学精神的人，也是一位能贯彻地道的哲学家学风的中国知识分子。《庄子·齐物论》云“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庄子所谓“大知”，近乎“智慧”，也可以称作“以明”，而“小知”是“知识”。人可以拥有“知识”，但对“智慧”只能“爱”。《庄子·养生主》又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佛陀所云“摩诃般若”，即是“大智慧”，“转识成智”是佛教修炼的目标，道教内丹学更以“凝炼常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真意)，开发元意识(元神)”作为丹道修炼程序。足见中国、印度、古希腊之先哲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追求智慧的目标则一。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4）

哲学家之主张“爱智慧”并非自诩“有智慧”，也不是古希腊在纪元前5世纪的那些长于争辩的“智者”(sophistes)。因为“智者”与“哲学家”(philosophos)不同，智者以“知识”为资本去服务官方，争名夺利，哲学家则以“智慧”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知识”能以数量计，属有限之物，然人生更加有限，必不能穷尽人类全部知识。“智慧”是一种人类精神的理想境界，是无限之物，只能以高低计，哲学家对“智慧”追求的动力来源于对智慧本身单纯的“爱”，而无有其他实用的功利性。叶秀山教授为人、处世、治学、教人的风格是一致的，即自内而外、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爱智境界”，这才是真正哲学家的学风。

在中国学术史上，凡属社会政治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的现象。魏晋时期汉代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了玄学、佛学、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门阀世族统治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使学风日见衰替。《三国志·董昭传》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近世中国哲学界之学术腐败，莫过于“文革”后期之“评法批儒”政治运动，某些学者追随官方的政治意图推崇法家，藐视道家，诋毁儒家，颠黑倒白地丑化周恩来总理，搞影射哲学。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又形成一种旷古少见的名为“致敬电”的文体，文风败坏到极点。“文革”后学风和文风一直没得到认真的清理，就又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特别是近些年官方采用“评委制”投票评职称，评博士点，评科研基金项目，评各类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优秀成果奖，评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致使某些学者以功利为目的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文章，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之风。由于缺少合理机制无法形成真正的学术权威或权威性的评审机构，只能突出权力的参预作用，一些人为功利的目的不得不粗制滥造学术成果，甚至拉关系搞交易，相互标榜以及雇用媒体自我炒作，还有行贿受贿，乃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假教授、假博士生导师、假专家、假学术成果、假儒学大师登场炒作，专务交游趋利、实则道德败坏者亦确有其人。在这种情势下，叶秀山教授的人格、境界、学风、文风确属师道可风。他的《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是教导青年学者治学方法以及谈个人学习经验和治学体会的，足以为人师表和激励后学。我培养的博士生、留学生、港台生和博士后，在学期间，我都要求他们注意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高校的著名学者，其中特别要参访叶秀山、梁存秀、唐逸三位教授，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真正哲学家的品格。我希望青年学者能学习叶秀山教授这种哲学家的风度，并追求哲学的“爱智境界”。

顺便提及，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老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个别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老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先生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自然无法取得王国维等同样的学术成果。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建国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我们对叶秀山教授的理解，也应首先研究他的时代背景，从而解读他的人格、气节、思想境界、学风和文风。

《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人能专心一志地读书，既要读之以心又要读之以气，对作者的生存环境、心理状态、人格特征、思想脉络深入体验，就能逐步达到与著书的先哲声气相通，心灵感应的境界，则可以使先哲复活，直接同先哲对话。叶秀山教授曾同我讲他研读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著作的体会，说要同他们“交朋友”，同他们“对话”，使我茅塞顿开。叶秀山教授的这一思想，成为我重新解读《老子》的文本，复活老子，同老子对话，创立新道学的根本思路，也是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治学教人的基本方法，因而是我同他交往21年来得益最大的收获。我在中山大学对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和高能物理学都下过苦功，发现在亚原子层次的量子力学中，“整体”大于“部分”已不适用，有时“部分”往往大于“整体”，甚至时间的先后也失去意义，“后”一事件却能影响“前”一个事件。我以此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并以释义学的思想重新解读《老子》的文本，使之成为21世纪的新道学，是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即使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以全人类的视野重新解读《老子》、《庄子》、《论语》等中国哲学家的历史文本，也要解读佛陀留下的历史文本，更要重新解读西方哲人的历史文本。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庄子《齐物论》的视野，人类的文明从起源到分流都有相通之处，地球上各种异质文明并没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差别相”。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从这个角度看，叶秀山教授研究西方哲学，研究美学，进而又研究中国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乃至宗教，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是他做学问不断深入的结果。

欣逢叶秀山先生70华诞，按文怀沙教授的计岁方法他正35公岁(60岁以后以两年一岁计，谓之公岁)，刚过而立之年，真正辉煌的学术贡献还在今后。估计别人的文章中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仅说些别人不便说或不肯说的话，以便给后世研究叶秀山教授学术思想的新一代学者留下一点真实的背景资料，使这一代哲人的学风能流传下去。叶秀山教授的身体和思想将不断焕发新的青春!

(作于2005年4月6日，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的《斯人在思——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高风雅量 博学景行（1）

李锦全老师是我在求学期间遇到的颇受尊敬老师之一，他在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使我至今回忆起往事时心中仍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于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生导师是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和科学哲学家张华夏教授，另有杨维增、郑芸珍、林定夷、关洪等老师参与我们四个同学的指导。由于我原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因之同为学化学出身的杨维增老师分工指导我，师生关系尤为融洽。李锦全老师时任哲学系主任，杨维增老师经常带我去看他，我还同哲学系的罗克汀教授、丁宝兰教授，中文系的王起教授、商承祚教授多有交往，这些恩师都是我没齿难忘的。“高风雅望，博学景行”八字原是中国化学会对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的定评，今稍易一字移赠给在中山大学奋斗半个多世纪的李锦全老师，在我印象中感到十分贴切。李锦全老师不仅精于哲学，还在史学、文学、考古等领域颇有造诣。我初入中山大学时去拜访李老师，见其处世有风骨，立身有气节，待人有雅量。李老师弦颂终身，教泽广布，有知人之鉴，有长者之风，其治学也锲而不舍，其教学也诲人不倦。当时正是“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的年代，李锦全老师作为系主任为恢复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学秩序作出了历史贡献。当时中山大学研究思想史的耆宿杨荣国教授，一生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持反对态度。“文革”中“四人帮”在全国搞“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便以“响应党的号召”的名义将持“反孔”观点的杨荣国教授当作政治工具捧得大红大紫，打倒“四人帮”后又以“清算反党集团”的名义把杨荣国教授批得臭不可闻。李锦全教授在杨荣国教授大红大紫的时候没有出风头捞政治资本，在众人对杨荣国教授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仍对杨荣国教授以礼相待。他不仅参加了含恨而死的杨荣国教授的葬礼，而且还著文对杨荣国教授的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李锦全老师不仅在触及灵魂的政治风暴中对前辈的老学者能独秉操守、高风亮节，而且在物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对后辈的年轻学者能古道热肠、雅量有容。×××先生是“文革期间由陕西地方推荐的“工农兵学员”留系任教，此人小有才华，出了几本研究公孙龙子的书，常到研究生宿舍找我们聊天，因之我对他比较熟识。他夫妻两地分居，家境困难，在校独自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日夜苦读，后终耐不住寂寞，中了大宾馆里捞女(暗娼)的圈套，一时羞愧难当，寻了短见。当时我已毕业离校，传来消息说学校竟无人同情，有人讲早就看他像个“坏蛋”，遇这等出丑之事，世态炎凉可知。李锦全老师却顶着风亲自出面为他募捐，并将钱交给了他在陕西的孤苦无依的妻子和孩子!

在我同李锦全老师的直接交往中，有几件事使我久久难忘。我们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临毕业前突然说要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再加上有的老师对不同学生的学业优劣爱散布点小评论，搞得大家十分紧张。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博士生导师，硕士论文答辩比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还严格。我参加过一次李锦全老师指导的硕士生论文答辩，他请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峻教授和武汉大学的萧萐父教授来主持答辩会，会场庄严肃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国高校自1966年中断招生十余年，1978、1979、1980三年招考的硕士生是在全国两代学子中选出的人才，彼此年龄相差十多岁，多数人有丰富的社会历练。当时大家都生怕取不到学位，因之各自为博得学位使用心计，也难免出现某些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矛盾和举措。我在修习电子系邓鲁阳老师的“信息论”课程时，发现一个物理常数，并推导出“信息量”和“可用能”的数学关系式，当作“物理学史”的课程作业交上去，物理系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给了最高分(同学比较而言)。黄友谋老师支持我这一发现，他在逝世前同师母在京西宾馆召见我时，还嘱我一生不要丢这个课题，说“人活一世能在科学上提点原创性的见解也值了”。我将此文寄给杨石先教授和钱学森教授，钱学森教授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的方福康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的学生)给我回信并接见我，钱老又推荐给《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刊出，我还修改后发表在《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上，这是后话。当时这篇文章送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某些“自然辩证法”专家手中，却没提出实质性意见和肯定答复，北师大某“自然辩证法”教授还说论文“像随笔”、“数学游戏”，这几句并无恶意的话使我很受刺激。今天这些教授无论从学术威望、国内外影响方面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可当时他们是“权威”，使我面临得不到学位的危险。我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为《恩格斯的热力学疑案》(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2期)和《广义信息论探?》(《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两文权且搁置，果断地选了个使北京的“自然辩证法”教授根本看不懂的《周易参同契》作毕业论文，防止他们说三道四。

高风雅量 博学景行（2）

我是个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那时还不知世上有《道藏》，更没见过《周易参同契》，这个书名是黄友谋老师1980年秋带我去拜访离他家不远的一精于丹道的年迈老翁时初次听说的。我改写《周易参同契》的题目是一次命运的抉择，正是李锦全老师在其间起了关键作用。我当时不仅征询了李老师的意见，李老师还告诉我湖南湘潭周士一教授刚出一本《周易参同契新探》在国内学界很轰动。我于是拿着这本书趁春节期间先去说动黄友谋老师，1982年春开学后黄友谋老师、张华夏老师、杨维增老师专门开会听我汇报，认可《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我持黄友谋老师的亲笔信走访了北京的袁翰青教授、王奎克研究员，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又到天津在先师杨石先教授的推荐下跟陈国符教授学习研究《道藏》达半月之久。回校后在图书馆读到尘封多年的《道藏》经书，见在我之前借书卡上签名登记的仅是早在海外的谢扶雅教授，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借阅过中山大学的《道藏》。这篇论文毕竟是古典文献的考据作品，李锦全教授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作为系主任出面肯定，我就用不着担心取不到学位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从选题到完成论文答辩仅仅用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全文发表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14辑，并删节后刊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钱学森教授对我这项研究成果很重视，他不仅于1982年12月给我写来亲笔信，还在一次人体科学筹委会的讲话中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这篇论文，张华夏老师在哲学系的会议室里播放了钱学森教授的这个讲话录音。我在中山大学能成功地完成学业，非常感激指导过我的所有老师和哲学系的教职员工们!

1982年12月，李锦全老师又写信给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赵宗正研究员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葛懋春教授，推荐我到山东大学任教。我岳父、岳母和内弟一家全在济南，山东大学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唯一的一所重点综合大学，我独自奔波半生，想全家团聚定居在济南。然而到山东大学之后，历史仿佛又倒退了10年，那里“文革”中的两派还在暗处较劲，我刚报到就莫名其妙地被某些掌权者划成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李庆臻教授一派的人。当时教育部批准全国高校理工科学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在拼凑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大体系”，又鼓吹高校文、理科研究生学习“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李庆臻教授安排我承担了文、理科研究生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讲座”，同时还给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经济系管理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开设了“运筹学概论”的课程。谁知山东大学党委突然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又有抬头。我赶紧询问山东大学的“文革”史，听后十分吃惊和痛心。“文革”期间冯友兰的胞妹冯沅君教授被迫在其夫陆侃如教授的批判会上发言：“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狗丈夫”，竟被他们传为话柄。不久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肖老师出于好心找我说：“我听人反映你在课堂上讲‘宇宙大爆炸’，我已替你辟谣说你没讲。宇宙怎么会爆炸呢，这可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呵。宇宙是无限可分，一分为二嘛，何祚庥的层子模型才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观点哩!这次精神污染，广东就是污染源。广东人只认钱，不突出政治，广州成了‘向钱看’的地方，‘向钱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回到北方跟上革命形势，在运动中要接受党的考验，站稳阶级立场哟!”这话我听后作声不得。大学生正是世界观塑造成型的年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很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我开始省悟到，三年半时间我生活在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的广东省，发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1850年1月3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写的《时评。1850年1～2月》中，预见到古老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前夜。“欧洲的反动分子逃到万里长城时，将看到城门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真正实现了马克思这一政治预见将“自由、平等、博爱”写在城门上的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将历代帝王奉行的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超越到“民主”政治的水平，为中国人展现了由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由君主的“世袭制”或自选接班人的“禅让制”向现代民主宪政体制转变的蓝图。“文革”中“四人帮”将“两条路线”的派性斗争看成是“国共两党的斗争”，这是一种“内战思维”。这种“内战思维”既使国内学术界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真实价值缺乏明晰的认识，又不利于海峡两岸政治上的认同，只对妄图分裂中国的敌对势力和搞“去中国化”的台独势力有利。我深感有责任倡导学界解放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更以中山大学为母校而自豪。好在山东大学“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没搞多久就草草收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明研究员读到刊登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听说后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到北京工作，他认为道教内丹学和人体科学有关。我在征得先师杨石先教授的同意后，就持着他亲笔署名的推荐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了名。王明老师惊奇一个理工科学生怎能有如此深厚的古文献功底，要求审查一遍我的硕士论文专家评议书，而这些评议书却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档案里。我即刻给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室发信，要求复印那几份专家评议书，可是久久不见寄到。我以为中山大学经过“清除精神污染”也变得在手续上繁文缛节，便急着打长途电话询问，哲学系办公室的王女士回电话说：“你毕业后大家很想你啰!评议书要用A4的复印纸五张，是要计价收费的，你没寄钱来所以不能复印。李锦全教授听说后怕你着急，就替你垫上钱复印寄给你了。你收到后直接寄钱还他好了!”我才知道自己疏忽忘记在信封里夹上二元钱，人家要钱无可非议，我跟广东人打交道怎么偏偏忘记这个茬儿呢，幸亏那里还有一位李锦全老师!看来我到山东大学，进也由李老师始，出也由李老师终，始终忘不了李锦全老师。2002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凯德洛夫《科学发现揭秘》，在此译稿《后叙》中我记述了自己在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经历和对三校的看法。

高风雅量 博学景行（3）

2004年春在济南的一次会议上我将此书送给主席台上和我毗邻而坐的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他匆匆将《后叙》读完了，并说“我完全同意你对山东大学的评论和意见!”

1996年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教授派秘书送来一篇短文《上海菜小考》，刘吉副院长批示：“①改成文言文，②从而字减一半。敬请哲学所胡孚琛同志助一臂之力，谢谢!”上有他的签名（见下页）。刘吉教授是跟随江泽民总书记从上海调京的领导干部，正好是分管哲学、宗教、马列等研究所的副院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学者撰写《和总书记谈心》的书，在这之前，我却同他无有直接交往。我进京后实际上结交了不少高层领导干部，但多为主动来找我的离休退职的老首长，盖因我平生傲骨嶙嶙，自视甚高，不肯随波逐流奔竞于炙手可热的官僚门下。这篇短文是给北京二环路外侧东四十条一带的亚洲大酒店用的，该店由上海锦江集团出资经营，他们要以金字刻在四楼大厅的墙壁上。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大多能读懂文言文，但能直接用文言文写作的学者却不易找到，因此委婉拒绝此事就等于承认自己没有用古文写作的能力。由于刘吉副院长的批示很客气，我决定写完后先去见他，见面后发现他是一位性情豪爽、不拘一格的人，使我顾忌全消，就把这篇作品交给了他。我国古代的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本来在结构和气派上很不相同，不能照直翻译，须按古文的起承转合重新创作。我自己拿不准，王明老师已经仙逝，我想到了李锦全老师是国内极少的精于此道的学者。后来我终于见到赴京开会的李锦全老师，当面拿刘吉副院长所送短文的复印件和我的习作向他请教。李锦全老师看过我的文言文作品后还算认可，又在后面增加了一句，因此文较短，今以繁体字全文附录于后。

其中“四方君子，盍兴来乎”，为李师所加，我稍为颠倒一字。改为“盍兴乎来”，韵味全出矣。今接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全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组稿函，遂搜索记忆撰成此文，以为后世留下一段学界掌故，华诞不能无诗，今口占一诗，贺先生寿：

陶诗韩文集一身，

高见雅量气干云。

天下英才得而教，

孔颜乐处好传薪。

诗成之后，想到李锦全师乃古文诗词之匠手，有《思空斋诗草》传世，我的诗不拘格律，岂非班门弄斧吗?然学生的诗送老师斧正，亦无可指责。当日恰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解成教授来访，他是诗人，也很佩服锦全老师的为人，遂代我写了一首藏头诗为师贺寿，以补我之才拙。然此诗又嫌雕琢，且有“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句，稍落俗套。我想此句流传千年，李师乃雅士，必有不俗者在焉。今将此诗稍作调整修改，一并奉上：

祝嘏方出口，

锦上已添花；

全球流芳誉，

恩义满天涯；

师德似泰岳，

寿辰十乘八；

比肩数宿斗，

南园一奇葩；

山间栽大木，

福田播新芽；

如椽笔在手，

东窗写春华；

海潮连天涌，

学子浪淘沙；

生年见散仙，

孚语且细察；

琛玉晶莹露，

贺辞非自夸。

（作于2005年6月4日，收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的《春风讲席：李锦全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