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一位道教理论学者

　　在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宫殿内，迎来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授箓仪式。唐明皇李隆基成为了一位特殊的皇帝，他亲自接受了道教法箓，而这份厚重的荣誉得益于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647年-735年)是上清派宗师。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但却不痴迷于官场升迁，一心向往学习道教。21岁时，他踏上了嵩山，向潘师正讨教。在这里，他学习上清经法、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司马承祯是个勤奋的学生，初学道时，“每读一篇经文，取一块瓦砾放于台上，准备到一百块，再去拜见师长”。

图片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站

　　 唐开元九年（721年），大唐王朝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举行了一场庄严隆盛的授箓仪式，唐明皇李隆基亲受道教法箓，成为一名道士皇帝，为他授箓的正是著名道士司马承祯。

　　 出生于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的司马承祯（647年-735年）是上清派宗师。在21岁那年，他踏上嵩山之旅，开始向潘师正学习各种道术技能，如上清经法、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等。司马承祯的学习非常用心，他的学习方式是“每读一篇经文就在桌子上摆放一块瓦片，到一百块后，再向师长请教"。

　　司马承祯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笃信道教，曾在读书时用瓦片作为标记。每天阅读上百卷书籍，他终于学成归来，并开始了茅山、王屋山、衡山等名山之旅。最终，他选择了浙江天台山作为他的家园，并自称为“白云子”，创立了自己的住所。

　　 司马承祯以其人品和学术水平而闻名于世。多位皇帝都曾邀请他入宫相见，并请他解答他们的疑问。司马承祯被尊为“帝师”，而武则天则亲自前往东都洛阳，赞扬了他的学识。在景云二年（711年）的时候，睿宗李旦令司马承祯前往长安宫，探讨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之道。司马承祯回答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通过这段话，他阐释了顺应自然的无为之道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睿宗听后深表赞赏。后来，睿宗禅让皇位给儿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并在此体现了道家的无争与无为精神。虽然睿宗鼓励司马承祯留在长安宫中，但是司马承祯恳请归山，并以他在雅乐方面的才能而赠送了宝琴等物品，并写了一封信来表达谢意。在唐朝时期，唐玄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与司马承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曾推行一系列政策，以促进道教的发展，使其进入全盛时期。他首先提高了道教的地位，尊敬老子和《道德经》，亲自为其作注，并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他数次为老子封爵加号，最终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此外，他还制定了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即《老子》、《庄子》、《列子》和《文子》）为科目摄取贤者。他还为道士设立了官职和俸禄，奖励那些在宗教和社会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和普及。

　　在唐代，司马承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道士，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曾在天台山修道，被亲切地称为“白云子”。在他即将离开这里时，朝中百余位官员和诗人为他送行。当时，司马承祯的好友卢藏用曾在终南山隐居，后来他担任了要职，被称为“随驾隐士”，他见到司马承祯即将离开，就指向终南山并问为什么要去天台山。司马承祯幽默地回答说，“按我看，这只是一个捷径，方便我在官场上更顺利地发展”。因此，“终南捷径”成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虽然司马承祯被睿宗多次邀请出山，但他却一直不愿意回去，直到走了十余里后才感到后悔。据传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为“司马悔山”（今日台州天台山北），是道教第六十福地。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司马承祯为他建立了一系列与道教和玄学有关的制度和机构，例如崇玄馆和玄学博士等。最令人信服的是，司马承祯亲自主持宗教仪式，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名道士。同时，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也加入道教，并自称“太真”。大诗人张祜描述了授箓的情景，写道：“太阳斜照着灵台，红树花迎接着晨露。昨晚上皇新授予箓，太真含着微笑走过帘子。”在唐玄宗授予箓后的第二年，司马承祯请求回到天台山。唐玄宗赠送了他诗作，表达了对这位贤才的不舍之情，也标志着司马承祯脱离尘世的高傲品格。为了方便以后的会见，唐玄宗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由选择适合居住的位置，并建立了一座神坛。司马承祯选择王屋山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他的故乡，更因为这里不像终南山，有许多被世人公认的隐士和游客；也不像嵩山那样有很多佛寺和道观，而可以追求在“山林寂寞”中深入精神世界。不久之后，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前来王屋山拜师，修道成仙。因此，“阳台观”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道教徒聚集的圣地。司马承祯撰写了《天地宫府图》，将王屋山列为“清虚小有”的天地宫殿，并将其作为洞天福地之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化地将道家的“洞天福地”概念理论化，将分散在各地的道教传统赋予了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意义。论》是司马承祯的代表作之一，探讨了道家修炼之要义：“坐”与“忘”。其中“坐”指的是静坐冥思的修行方法，“忘”则必须摆脱杂念和尘世的扰乱。司马承祯认为，静坐冥思和摆脱尘世扰乱是修炼之路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心灵的净化和成为真正的道家弟子。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服气精义论》和《天地宫府图》是关于道家养生方法和洞天福地的论述。其中，《服气精义论》详细阐释了几种服气方法的施行步骤和可能的治病效果。这些方法包括说吐导引和内部吸气和呼气的功夫。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养生，还可以治疗某些病症。《天地宫府图》则着重于介绍洞天福地的种类和系统，将各种神祇和宫殿界定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形成之中。司马承祯的贡献使得道教成为能够参加重要国家祭祀的宗教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司马承祯的《坐忘论》是神仙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它强调了修道明理、入室炼性的重要性。其中，“坐忘”一词来自《庄子·大宗师》：“放下肢体，放弃聪明，离开形体和知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坐忘。”司马承祯以《老子》和《庄子》等道家经典为基础，融合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禅修和观想的思想。他提出了通过“安心”和“坐忘”来治愈人心的方法，并将其分为七个步骤：敬信、割舍分别、凝聚心神、化繁为简、真正观察、沉静平稳、最终获得道。这七个步骤也是修行的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接近于获得道的状态。

　　 在隋唐时期，道教外丹学说盛行一时。然而，司马承祯注意到外丹术的弊端，并开始重视修心明道、精神心性的实践。他提出了“守静去欲”的心性理论，将道教的重心从外丹学说的炼形转移到了注重身心合一、性命双修的阶段。这种思想不仅提升了早期道教的崇仙信仰、服饵符箓和炼气长生理论，还促使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向具体的宗教实践转化。司马承祯的贡献标志着神仙道教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让这一宗教更加注重人类内心世界的清明和安宁，以及对生命、身心和精神的全面修养。司马承祯的学说对宋代的内丹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型道士，不仅创作了道教经书和经赞，还涉猎诗词文赋、碑序铭表、乐曲琴论、医药本草等多个领域，十分多才多艺。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篆、隶书皆能自成一体，备受赞誉。在玄宗的要求下，他用三种不同的书体书写了《道德经》，并确定了五千三百八十个字的正本。尽管司马承祯在书画方面表现突出，但他也非常拿手制作铜镜、宝剑和琴等物，他曾在千秋节时献给玄宗一面八卦纹镜。千秋节是以玄宗的生日（八月五日）为庆祝对象的皇帝寿节。在节日中，全国人民都要参与庆祝活动，皇帝会赏赐四品以上的官员上金镜。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司马承祯的八卦纹镜备受玄宗的青睐，玄宗为他御制了一首响彻寰宇的诗《答司马承祯上剑镜》： “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日月丽光景，星斗裁文章。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承祯独具的道家气质，他坚持扶正去邪，在各种领域中推广道教的文化和哲学精髓。司马承祯于公元73年，在王屋山逝世，享年高达89岁。玄宗皇帝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追赠谥号为贞一先生。司马承祯有70多个弟子，在道教门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留下了一部分重要的著作，在道教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对道教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和哲学理念的重要体现。

　　 以上内容来自焦玉琴的著作，他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宗教网站的贡献者。他的作品介绍了司马承祯对中国道教文化遗产的深刻影响，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哲学和宗教信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